众声喧哗时，一个回来的“肾”给舆论场什么启示？

肾找回来了。

“什么肾？”或许，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因为，估计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到这则新闻——

5月10日晚，安徽籍男子刘永伟手术后“丢肾”事件，尘埃落定：徐州市卫计委，综合第三方检查结果和专家组意见给出调查结果：刘永伟术后右肾存在，目前呈现为外伤性移位、变形、萎缩。并将此作为回应公众疑问的最终结论，在其官网发布。

彼时，我们的所有注意力都在“人大硕士涉嫖死亡”事件上，一个医患领域的反转剧，很难再激起什么水花。尽管，它曾那么地喧闹一时。

5月5日，某晚报《我的右肾去哪儿了》一文点燃舆论场。报道称：去年6月，安徽男子刘永伟车祸之后，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胸腔手术。出院后，刘某转院做CT检查时竟发现自己“右肾缺如”。肾去哪儿了？经过舆论场的几次传播，医院“偷摘器官”、“掩盖医疗事故”等猜测，纷至沓来，也曾刷爆你我的朋友圈。

尽管第二天，院方就贴出CT片予以反驳，但在舆论场一片“刻板印象”中，迅速被边缘化。双方几经胶着：患者望医院赔偿百万，医院望媒体停止抹黑沉默的螺旋新闻事件，公众望一个权威的声音能给出真相。谁都很焦虑：因为对医患双方而言，声誉的损失，“非此即彼”；对公众而言，“如果医院真的偷肾，我会不会是下一个？”

直到10日晚，第三方调查结果，才坐实了这出反转剧。但反转又如何？医院乃至整个医生群体所遭遇的信誉损毁，就像玻璃一样，碎了再粘回，也是千疮百孔、脆弱不堪。

可以想见，用不了几天，“丢肾”事件也会被遗忘，就像魏则西、陈仲伟，已迅速淡出你我的视线一样。但它们不会消失，而是构成了舆论场下的一组暗线、海面下未露出的冰山，随时准备裹挟着新的热点“折返”。它是如此典型，长安君想停下来反思的是：“肾”回来了，但什么丢了？

长安君认为，首先丢的是媒体报道中的信息平衡。

“肾”找回来后，一些关注者马上指责媒体无良。其实，我们应该感谢媒体，如果没有这群“社会航船的桅杆眺望者”，公权力会因缺乏监督而反噬自身，棚屋里的无助呼喊会成绝响。恰恰是媒体一次次曝光，让社会问题清晰，让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能力自省。但是，权力从来伴随着责任。当媒体（包括泛媒体）被赋予“公器”地位，必然要承担高于普通网友的义务，一个底线就是——提供平衡信息。

有评论总结，“丢肾”事件中的媒体瑕疵，在于：“当患者对右肾存疑，而院方的解释又无法令其信服的时候，舆论以怎样的姿态‘帮衬’这种不信任？如果在传播‘丢肾事件’的同时，兼顾着搭载一篇科普文章，哪怕是作为‘平衡声音’，起码也能落得个‘公道在人心’。但为何，在信息筛选与过滤的时候，只有被放大的患者的焦虑在？这种火上浇油的姿态，乍看起来是帮着弱势群体发声，却在医患伤口上撒盐，令重装待整的秩序之路更为艰难。”

其次，丢的是一些网友去伪存真的理性精神。

针对你我恐惧已久的“偷肾”传言，早有医学专业人士指出，肾器官被摘取，除非炒腰花吃，那只有一个用途：移植。然而，移植内脏却是一个非常精细而高难度、高风险的活，包括ABO血型、HLA抗原系统测定、淋巴细胞毒交叉试验、混合淋巴细胞培养（MLC）等，用以确定供体与受体组织相配的程度，这还不包括摘取后的运输、储存等高难度环节。何况，刘永伟的右肾已严重损毁。

要甄别舆论场上的种种“偷肾”暗示，并不难。但如果一些人的理性偷懒了，变成了惰性——甚至“由情绪替代了思考”，那理性思考将永远追不上偏激舆论的脚步。而舆论场中，质疑声的确容易被放大，理性中立者则易形成“沉默的螺旋”。于是，事件本身被劫持，阴谋论持续飞行。这种情况下，主观臆想虽然跑到终点，但根本上跑错了方向。

最后，丢的是整个舆论场等待真相的耐心和接纳事实的“空杯心态”。

长安君注意到，“丢肾”事件一出，医院还没拿出CT证据沉默的螺旋新闻事件，双方在舆论场上的支持度，就已见分晓。早在“魏则西事件”中，评论员王烁的《舆论食物链》一文就一针见血地说：“如果舆论场是竞技场，角斗士上场之前胜负已分。观众只要看看各自身份标签，就决定了赢家。”专家教授只有挑战公务员才能具有学者风范；记者都是妓者，但如果记者的对手是企业主，那就是孤胆英雄。百度是流氓，但如果百度的对手是医药监管部门，那就是斗士。”放在“丢肾”事件中，食物链的影子，似乎依然可辨。

在一些人眼里，医患双方的身份标签，就是他的“站队”原则。问题是，当“心杯”已满，事实何处容身？这几天，有一篇评论直言，“谁给真相下了咒”？里面提到：“获得真相，这应该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可在今天，人们却不得不时刻像一只羽毛竖立的公鸡，以一种对立的、不信任的姿态去向公权力索求真相。真相有时比我们想象得还魔幻，但大多数时候，是充满了平庸和琐碎的，还有一些可能与个人价值预设相悖的细节。但面对公权力时的这种紧张状态，无疑会助长理智的惰性，常常让人们不愿意承认平庸而琐碎的真相，而宁愿相信自己幻想出来的大戏。”

（图：被曝“丢肾”的患者。）

为何我们走到了今天？

一个巴掌拍不响。冰冻三尺，更非一日之寒。

仅就“丢肾”事件而言，如果院方尽早采取行动、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解除纠纷，或许不至于闹成热点。往远了说，如果医疗界整体少一些“大处方”、“科室外包”乃至“回扣”事件，医患关系不至紧张如斯。对媒体而言，如果“缝肛门”、“八毛钱治好十万元病”等乌龙报道少一些，医患互信或许低。刻板印象，就是在种种现实的“合力”中，日积月累，然后深入人心。

现实搬上网络，才形成汹汹舆论。而网络舆论场自身，也在嬗变：今年以来，从和颐酒店女子遇袭到“人大硕士涉嫖”，中产阶级的焦虑感、不安全感，在一次次热点事件中，被集中释放。出差的白领、体面的医生、有知识的大学生......多起公共事件的背后，均暗含你我“推已及人”的同理心。而各类新媒体平台——不再仅仅只是“微博微信”，也更加熟练地掌握了互联网的兴奋点，有能力更加熟练地运用“标签”，瞬间引发刻板印象，刺激网络热度。

然而，像“丢肾”这样的、网络时代的非理性博弈，没有谁是赢家。

其实，在媒体报道这件事的当天，在事实真相还未出来的情况下，就有不少网民表示了强烈怀疑。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种“媒体说什么网民信什么”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尤其在反转剧不断出现的网络新闻时代，看新闻，一要看消息来源，二要让子弹先飞。“新闻一报就信，媒体一煽就骂”，这样的网民尽管基数不小，但与5年前微博刚兴起时相比，总量在下降。

网民的成熟，也是社会成熟的一个标志。

这也是长安君抱有无限信心的地方：“我们都行走于光影斑驳之中，要守护自己这盏灯火。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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