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同文教育 舒新城：为教育、为出版的一生

关键词：《辞海》、舒新成

舒新成（1893-1960），湖南溆浦人。 教育家、出版商、词典编纂者。 曾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主任、教授，研究和引进道尔顿体系。 从事教育著作，着有《道尔顿体系研究文集》、《中国教育指南》、《教育丛书》、《中国近代留学史》、《教育通论》、《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等1928年，应中华书局之邀，主持编纂《辞海》（1936年版）。 1930年任中华书局编辑室主任，后兼任总经理。 1957年，他向毛泽东提议修改《辞海》，得到支持。 后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室主任兼辞海编委会主编，并主持修订。

决心学习教育学

1893年，舒新成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东乡的一个小村庄。 曾祖父和祖父都靠在农场辛勤耕种为生，生活清贫。 后来，家里除了务农以外，还做起了一些副业，家里的财富也略有好转。 他是家里很受尊敬的孩子，因为父母疼爱他，所以他不到五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私立学校。 他的母亲特别注重对他的教育，刻意培养他的“君子之风”，让他成年后能够站在读书人的圈子里，不再做一个马虎的农民，所以难免对他过于严格，但他认为我自己“几十年的处事做人基础都是那个时代建立的”。

舒新成年轻时在私塾、书院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读四书五经，兼读八股文、迎智诗。 1908年，他进入一所新学校。 当时，新学校正处于起步阶段，学龄没有限制。 15岁的“高龄”，他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但他的学力毕竟够上中学了，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先生们在课堂上教的东西太少了，太普通了。 他给自己安排了充实的课外自学内容：一是接受更多的新知识。 阅览室里，《时代》、《新民丛报》、《梦回头》、《黄帝魂》、《中国魂》都在孜孜不倦地阅读。 章太炎志康有为的《革命论》可以背诵； 二是看小说，《东周纪事》《聊斋志异》《史外儒生》四大名著。 方的知识增长了很多，文章也进步了很多。 而助弱不倚强、心高气傲的习惯，多半是这些小说养成的。”我把日记读了个遍，做了很多笔记，并模仿他的方法在日记里写，反省自己的言辞和态度。我还学习了《朱子学德》，为做事负责任、忠恕他人奠定了基础。此外，我还自学了书法、绘画、武术。这样的自学是为了时间长了不仅丰富了心灵，还养成了自律的习惯。

此后，他又到常德、长沙、武昌等地学校学习。 幸运的是，他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在岳麓山又度过了四年平静的求学生涯。 此时的他“满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再埋头于功课。 闲暇之余，他除了游历山水，还在图书馆研读《曾文正公全集》、《庄子》、《朱子教义》。 ”以及其他书籍。

湖南在中国新教育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热衷于公立学校之外办私立学校的学者也不少。 舒新成在学习期间曾在一些学校担任代课老师。 毕业后，他理所当然地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他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现状有了初步的体会和观察。 他先后阅读了桑代克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杜威的《政府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此时，他立志学习教育学，从事教育写作。

舒新成在《我与教育》一书中说：“我认为人的思维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思维能力是基于他的天赋之外，其余的都是被时代的车轮所转移的；所以一个人的思想，准确地说，是一面反映时代的镜子……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湖南混乱的政局，二是五四运动。”

具体来说，民国元年以来，湖南政局发生了全国最剧烈的变化，督抚更迭频繁，军阀割据，派系斗争，少有太平。 学校教育也受到很大影响。 此时，拖欠教育经费已是全国的一贯情况，湖南也难幸免。 考虑到生计，舒新成被介绍到一些教会学校任教，主要担任富祥女子学校的教学主任。 从教育经历上来说，他曾经历过私立学校和新式学校，认为各有各的弊端。 在富祥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也认识到了教会学校的不合理之处。 比如，由于华文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国家的了解不够，老师没有看报、关心时事的习惯徐州同文教育，缺乏同伴交流等等。 所有这些当时对中国教育的观察，促使他不断思考什么样的教学体系更适合人性的成长。

在富翔期间，积极的一面是图书馆藏有杜威、桑代克、詹姆斯、门罗等的各种教育、心理学著作，还有丰富的英美文学、社会科学、他“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当时的精神愉悦是难以形容的，对知识的渴望发展到了极致”。

舒新成从1916年起就开始阅读《新青年》。“五四”运动后，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人以新思想的影响。 舒新成认为：“当时，当我还清醒的时候，我对旧的几乎一切都怀疑，而对新的几乎一切我都看好，所以不管怎样，只要是黑印的，白色的，只要能买的，详细看一下。”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舒新成勤奋读书、写作和出版。 但他却因为教会教育圈难以容忍而丢掉了工作。 从他亲身经历的教育中，舒新成看到了当时中国教育体系的异质性，这为他继续从事教育实践和今后的教育研究写作铺平了道路。

倡导并测试道尔顿系统

福祥风波前后，舒新成在教育界已经颇有影响力。 1921年春，张东荪推荐舒新成为校长（上海吴淞中学前身）。 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顿师资队伍，即“请师——应声而来的老师有叶圣陶、朱自清、陈建山、常乃德、刘雁翎、刘建阳、吴又训、徐敦古等人的目标是“立志把这座庄严的宫殿变成一所理想的学校，努力实现我的教育主张”。 这一时期，树新市的教育工作相当成功，其中之一就是道尔顿制度的倡导。

道尔顿体系由美国教育家海伦·巴克赫斯特女士（Helen，1887-1973）于1920年创立，因创办于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而得名。 “五四”运动后期，自学辅导法、小组教学法、蒙特梭利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等传入我国。

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教育中的班级教学体系的教学组织形式，注重学生个性和群体性格的和谐、自由发展。 道尔顿体系强调三个基本原则，即自由、合作和计划。 自由是指教师根据学生的能力布置不同的作业，鼓励学生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 合作包括师生合作和生生合作，鼓励同年级或不同年级的学生基于相似的兴趣进行合作。 规划是指打破按课程上课制度，按照老师制定的作业大纲，学生按照师生约定完成学习任务。 道尔顿体系力图消除班级教学体系只强调教师讲授而忽视学生主动学习的弊端，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因此，它很快被引入世界各地，掀起了一场教学革命。

道尔顿系统引入中国，并首先登陆上海。 最先引入道尔顿制度的是当时在上海发行量较大的教育刊物《教育杂志》和《中国教育圈》。 》《道尔顿系统实验室规划》等文章。

舒新成的第一篇全面阐释道尔顿体系的长文《什么是道尔顿体系》作为《道尔顿专刊》的内容之一发表在1922年11月的《教育杂志》上。 文章详细阐述了道尔顿体系的理论及其在我国实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鼓励教育界同仁认真研究和尝试这一新的教学方法。 第二，希望国内教育工作者根据这个制度的精神，创造一个适合国情的新制度。”

1922年，舒新成在其工作的上海吴淞中学指导试行道尔顿制，这在我国尚属首次。 此时，道尔顿体系在美国建立仅两年时间。 继上海之后，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中小学也积极行动。 1925年巴克赫斯特女士访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对道尔顿制度初衷和实施的进一步了解。

但吴淞中学以可行性和“外界和学生的反对”为由，没有支持这一教学实验。 因此，舒新成于1922年底辞职，聘请廖世成教授到东南大学附中任教，继续进行道尔顿体系的实验。

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体系实验，从实验方案、设计、实施、结果分析等方面都比较全面、完整，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我校追求科学教育的典范。 20世纪20年代国家的教育实验。 当时的实验是“对比实验”。 智力和学术能力相似的学生被分为两组。 一组使用道尔顿系统，另一组不使用道尔顿系统。 一学期下来，廖石承认道尔顿体系有利于学生“增强自学能力”、“能激发个人研究的乐趣和精神，养成独立研究的习惯”，但从实验结果来看，教学效果似乎难以区分。 就输赢而言，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教师的数量、教师的时间、学生做作业的时间都会大幅增加。 此外，还存在考核评分标准无法明确等问题。 最后，廖世成在《东大附中道尔顿体系实验报告》中总结道尔顿考试取消。

虽然道尔顿体系的实验最终被叫停，但在实验过程中，教育界对这种教育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舒新成利用假期举办“道尔顿体系暑期研讨会”，到处进行道尔顿体系公开讲座，足迹遍布南京、上海、武昌、长沙、武进、宜兴等地。 1924年4月，完成学校教学工作后，他自费前往江、浙、皖各地考察教育。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走访了芜湖、宁波、绍兴、徐州等11个地方的35所学校。 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反思后来被编入了《道尔顿体系讨论集》、《道尔顿体系研究集》、《道尔顿体系略论》等几本当时有影响的书籍。

教育史与私立大学教育理想著作

反思国内对道尔顿体系的实验，舒新成认为，“这两次道尔顿体系的实验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主要原因似乎是人为问题——老师们对旧方法不存疑，也没有必要”。对于新方法的问题”。 他认为，要改变制度，首先要改变对制度有决定性权力的人，即首先要教育人。

因此，他决定“不在现有学校制度的任何学校任教，而是创建自己的新教育制度”，专心从事教育写作。 除193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讲授一学期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外，舒新成从未参加过其他教学工作。 他的事业重心转向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的研究，希望创建一种自强不息、发展他人、救国救国的新教育体系。

舒新成将教育史的写作和研究工作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整理积累的稿件和讲义，最后编成《教育通论》和《现代教育方法》等书； 三是写出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教育通史和几部专题史，最后写出《中国近代留学史》、《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等几篇论文； 四是保存过去的历史 根据史料，每年编写一本年鉴，包括《中国教育十四年指南》和《中国教育十五年指南》。

他年轻时在私塾、学院接受教育，15岁后接受新式学校教育，24岁后从事教育工作，32岁后致力于教育著作。舒新成认为： “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我扮演过各种各样的学者，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同时，我也做过各种各样的旁观者。以我的人生史为线索，描述现代教育的变迁。”中国的教育，我觉得可能比作几篇空洞的教育论文或者一本书。关于教育原理的书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他对教育研究的热忱，除了解决中国近代教育的种种问题外，还寄托了他当时的理想——建立自力更生的民办大学教育。 为了筹集资金，除了写作和出版书籍外，他还决定编辑词典。 1926年，他组建了一个小团队编辑《青年百科全书》，本来想用稿费来满足学校的运行费用。 由于该词典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并出版，而且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到了1928年，舒新成“已以编辑为业，所谓私立书院的理想已破灭”，指的是他接受了《辞海》主编一职。当时的中华书局。 这是舒新成事业的重大转折点。

因《辞海》进入出版领域

舒新成从教育领域转到编辑领域，与好友陆飞奎关系密切。 舒新成早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时就读过陆飞奎的文章，对他主张男女平等的《女童教育问题》印象尤为深刻。 1922年秋，舒新成在吴淞中学任教，陆飞奎去演讲。 两人一见钟情，成了亲密的朋友。

1922年初相识后，陆飞奎极力邀请舒新成加入中华书局，共同创业。 前后有过五六次，但他都以“践行教育理想”为由谢绝了。 陆飞奎也不着急。 他尽力帮助舒新成当时还是最热心的教育事业，同时不断劝说舒新成。 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新学制时，课程标准也随之改变。 陆飞奎邀请舒新成来编辑公民教科书。 这是基于对舒新成的教育经历和丰富知识的充分理解：“初中生需要的是生活常识，而不是纯粹的科学。从我读到的你的著作和谈话来看，你的常识可以称得上是生活常识。”一本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只要你整理一下常识，它就能成为一本很好的公民教科书。” 这本《新中学教材：少年公民教材》是舒新成第一次参与中华书局的编辑工作。 这套教材很受欢迎，不断重印，足见舒新成的编辑功底和陆飞奎的识人本领。

词典、工具书的出版是中华书局对我国文化界的一大贡献。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汉语词典《词源》，但它是以旧书法、韵律、课本为基础的，比较专业。 为此，中华书局决定再编一本对人们现实生活有用的百科全书式工具书，并命名为《辞海》。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自1915年秋《辞海》创刊以来，《辞海》编辑时常停止工作，直到舒新成以文修学的幻想破灭，受邀后经陆非奎多次劝说，他终于于1928年接任《辞海》编辑工作，并于次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部主任。

舒新成到中华书局任职时，与担任吴淞中学校长时一样谨慎。 他不仅靠出版谋生，还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融入了出版事业。 他在日记中写道：“目前职位的本质是经营企业，但文化影响力应该不亚于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 下一步，他会精心策划，包括收集资料、丰富图书馆馆藏，在词典、中学工具书、普通阅读材料、专题阅读材料、文艺书籍等方面下功夫。从今后的出版活动来看，他将大多遵循这个计划。

在加入公司之前，他还认识并熟悉了编辑部的同事。 据他的日记记载，1929年8月1日，他与编辑部教科书部主任张翔谈话，了解教科书的编辑工作； 10月，他要了同事名单和工作工资清单。 他对粉丝群体的重视贯穿了他的出版生涯。 1935年与王焯庆等人创办职业培训中心。 他上课了半年，被派到书店各个部门实习。 不收取学费，并根据表现发放奖金，吸引人才。 对于编辑来说，由于工作性质和知识需求特点，实行六小时工作制，以方便知识的学习和补充。 无论是公的还是私的，这些都是综合合理的考虑。

舒新成接手《辞海》后，注重广泛收集新词，不再局限于收集旧词。 他广泛收集报刊报纸上的流行词语，删旧增新，收集五四以来出现的外来词的统一译名，收集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中的白话俗语。 这些创新，使《辞海》在商务印书馆《辞源》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32年，上海爆发“一月二十八事变”。 有人迫于日本的压力，主张取消《辞海》社会科学条目。 ”等项目遭到了舒新成的坚决反对。“我国弱小，无法与强敌抗衡。 敌人侮辱我们的话，不与他们争辩是一种耻辱，而敌人强加给我们的事实却保持沉默，这是不合理的。”《辞海》得以保留了一些历史和政治词条，如“ 《塘沽协定》，也维护了中国人的地位。《辞海》于1936年出版第一卷徐州同文教育，次年出版第二卷。与《辞源》相比，堪称“晚出版精” 《工作》，逐渐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作为编辑部主任，舒新成“发展教育文化，维护企业生存”的出版理念影响了中华书局的出版格局。 除了编辑《辞海》之外，他在中华书局期间还在很多方面付出了努力，这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1933年，舒新成以“灌输时代知识，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创办双月刊《新中国》。 后来，它成为传播新思想和出版进步翻译的前沿。

陆飞奎和舒新成都秉持着以书“开民智，补教化”的思想。 陆飞奎在创办中华书局之初就说过：“教育是立国之根本，而教育根本上是建立在课本上的。教育不是革命性的，国家的根基是没有办法巩固的。” 因此，舒新成主持出版的书籍非常注重实用性。 1934年起陆续出版了中学生的《中国百科全书》、蒋维乔的《中国哲学史纲要》、王光启的《中国音乐史》、丰子恺的《现代艺术纲要》、左舜生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包括《1911年辛亥革命》、周先文《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 1936年开始，收集各大学教授、学者的教科书、讲义和译着，以“大学书”的形式出版，其中包括常道的《各国教育制度》、郭大力译的《经济理论》、以及《兰格唯物主义史》、黄元芳译的《代数方程》、吴郁的《姓名信息》、向达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林和成编的《中国农业金融》等。

在舒新成的主持下，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古籍和古籍精选，并对中华书局的图书馆进行了重大整修，逐步将其建设成为易于编辑和检索的知识仓库。 。 1934年，舒新成将多年来收藏的各类期刊、杂志和教育书籍低价转移到书店，丰富收藏。 在带动下，书店的其他同事也纷纷捐赠自己的藏书。 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书店仍然购买了1945年郑振铎收藏的一批图书，使得当时一些具有文献价值的图书得以保存下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20多年前出版的《辞海》进行修订势在必行。 事实上，早在当年6月，舒新成就已经制定了《辞海补编计划》。 1953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部主任23年的舒新成退休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出版事业，尤其是在任时就已经提上日程的《辞海》修订工作。

1957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舒新成谈到了我国出版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工具书大部头不够。 毛主席说，《辞海》他20年前就用过，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它。 后来延川敌情紧急，只好扔掉掩埋，后来就找不到了。 他说：“现在这本书太老了，比较老了，我希望修改一下。” 几个月后，毛主席视察上海，会见了舒新成。 毛主席建议由舒新成负责，于是195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处（上海词典出版社的前身）。

1960年春，《辞海》修订初稿基本完成。 审二稿时，舒新成已经生病住院了。 据他的妻子刘继群介绍，此时他还在床上审稿子，每句话都一一琢磨，修改了几十次。 直到11月，他的病严重到无法写作，他仍然让她写日记，写下他的看法。 遗憾的是，当年11月28日，舒新成最终因癌症去世，没能看到新《辞海》的正式出版。

舒新成曾表示：作为一个小农的儿子，由于遗传环境和教育环境的种种关系，他体验到了一种“无限自觉创造”的人生观。 回顾他的教育和出版生涯，可以说，他在“无限的自觉创造”中收获了志向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