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央不应指望央行去解决结构性问题

冯建林

事实上，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对资金的吸引力不高。它们弱势地位并非源于货币信贷政策，而是与自然条件、经营机制、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关系较大。

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各种问题交织。这个时候，进行宏观决策更要力求准确把握形势，抓住问题的本质。下面，举几个例子作讨论。

　　就业形势到底是好是坏？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虽然近几年中国经济明显减速，但就业形势很好。2011-2013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221万人、1266万人和1310万人，增幅远高于经济两位数增长的2003-200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一直稳定在4.1%。不过，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2011年1月以来，16-24岁青年失业率一直高于城镇全口径的失业率，并且逐月升高，到2013年10月已超过9%，比2011年1月高3个多百分点。就业形势到底是好是差，是宏观决策者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依照人社部数据对就业形势作判断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可信的，青年失业率真的已超过9%，则中国经济目前增速已低于潜在增速。

　　房地产风险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房价之高，恐怕是发达国家的人们无法相象的。高房价已严重扭曲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态。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包括不少决策者）认为中国房价可以继续涨下去，似乎上不封顶。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充满投机的市场肯定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崩盘。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也不例外。目前，一些三四线城市造出了空城，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量也已明显减少，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风险。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把问题想点严重一些，尽快采取措施逐步化解。如果政府认为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市场不会出大问题，甚至对房地产风险不以为然，继续为获得高额土地出让收入而纵容地价和房价，则中国房地产泡沫就只剩下最终破灭一个出路了。

　　要研究改革的风险、负面影响和次序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全面深化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改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打开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凡事都一分为二。有些改革，从长期看是必须的，但短期内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推进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已导致利率上行，不利于稳增长。比如，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制度，短期内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稳增长。因此，在协调稳增长和促改革的关系问题上，首先要研究各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避免集中出台不利于稳增长的改革措施，而是把这些改革分散推出。

　　另外，改革的顺序也很重要。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其实质是让人民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而这背后，要以经济实力做支撑。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技术水平落后，多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在未能做强实体经济之前，急忙把中国经济这条木板船拉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深水区，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调结构的有效办法是什么？

　　中央要求调结构。各方面也一直在努力，出台的调结构政策不计其数。不过，似乎很少人对结构问题的病根作出过令人信服的分析。调结构的核心问题是改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是要扩大内需和提高服务业比重。实际上，扩大内需和提高服务业比重是同一个问题。服务业是供给和需求同时实现的。服务业比重增加，就意味着对服务消费需求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就增加了。因此，说到底，调结构就是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扩大消费不能只是买家电和汽车，而是应该结合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对服务消费需求。目前，随着营改增试点的扩围，服务业运行的税收环境在改善。但是，很多服务行业还存在行政垄断。不打破这些垄断的桎酷，服务业就没有活力，就不可能健康快速发展。不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就永远无解。

　　央行在促进结构调整能起多少作用？

　　货币信贷政策本质是总量政策。不过，为了调结构，央行一直在作不懈努力，比如支持涉农信贷和中小企业信贷，比如发挥汇率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等。

　　事实上，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对资金的吸引力不高。它们弱势地位并非源于货币信贷政策，而是与自然条件、经营机制、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关系较大。解决农业和中小企业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要创新经营体制，改进产业和财税等政策。逼着资金流入农业和中小企业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破坏，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

　　美国人说，中国的汇率政策让中国企业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央行似乎赞同这个观点。然而，一些外贸企业的成本优势主要源于税收减免、用地优惠、用电优惠、野蛮用工、低成本排污等等。政府应该尽快清理和取消对这些企业给出的不合理优惠政策，尽快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可惜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还不多。央行无法清理不合理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也不便出面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但又希望为促进外贸结构调整尽一份力，于是，汇率成了央行的着力点。我个人认为，用汇率工具去纠正外贸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恐怕不是对症下药。

　　政府部门的分工要合理。中央不应指望央行去解决结构性问题。央行自己也应该更加关注总量问题，特别是就业和通胀问题。

　　(本文作者冯建林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