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发展拐点显现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价走势也是一个行业、一家企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集中写照。2013年的国内A股市场低迷依旧，银行股股价总体呈现下行态势，城商行也不例外。这不仅是投资者对城商行发展前景缺乏信心的反映，也与当前城商行逐步放缓的发展态势相吻合。多种迹象显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受内外因素影响，城商行的发展出现转折，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逐步显现。

　　首先，发展拐点显现，高盈利、高速增长态势面临转变。从发展速度来看，2013年城商行依然实现较快发展，资产增速达到22.93%，超过整个行业增速近10个百分点。但从过去十年的情况来看，近期的两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自2005年以来的加速增长态势在2012年发生改变，资产增速开始下滑；二是，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城商行资产增速高于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在2012年第三季度发生改变，增速开始落后于股份制银行。这两点可以看作城商行过去那种高速增长态势出现拐点的标志。从盈利情况来看，根据笔者的调研，2012年以来，城商行群体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且个体间分化情况加剧，受经济影响，为数不少的城商行出现净利润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长达十年的城商行群体普遍高盈利的态势成为历史。可以说，城商行的发展已经出现转折，过去那种好日子正渐行渐远。从深层次来看，这反映出在经济增长回归常态、监管日趋严格、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过去那种更多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水涨船高式的吸存放贷发展模式日渐式微。当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逐步消退，城商行的发展困境也就显现出来。

　　其次，固有劣势的瓶颈约束日益凸现。城商行发展放缓固然与外部环境尤其是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但自身固有劣势的瓶颈制约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脱胎于城市信用社的城商行，不但基础薄弱，更重要的是这一性质决定了其在经营地域、科技、能力以及自主经营等方面的先天劣势。在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这些劣势对城商行发展的制约作用还不太明显，但随着经济下滑，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城商行受到的制约就凸现出来。分别来看：

　　经营地域的限制使得城商行的业务集中在所在区域，导致其经营状况与所在地域的经济走势高度关联，面临更突出的集中度风险。当区域经济出现下滑，城商行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眼下就有现实案例，2011年以来,受区域经济风险爆发影响,国内银行业出现一轮不良反弹，在这一过程中，身处浙江的城商行因贷款集中在本地，不良暴露更为严重。在经营地域受限的情况下，因风险资产集中在某个区域而产生的集中度风险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城商行一直以来存在的科技短板对经营管理活动的制约更加明显。一方面，落后的系统难以满足市场竞争和客户需求变化对银行经营管理提出的精细化要求，不能对客户信息进行有效加工处理，从而制约精准营销和专业服务的开展，并影响到客户体验。另一方面，内部数据处理效率不高，很大程度上依赖手工统计，既影响业务效率，又影响战略决策和科学判断。从这一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对城商行等中小银行的冲击更大。更重要的是，落后的系统可拓展性较差，对产品创新存在制约，无法支持一些新产品的研发，城商行要么进行手工操作,要么放弃这些产品,从而直接影响业务发展。

　　在各种劣势因素中,能力的落后对城商行发展的制约尤为突出。宏观层面如战略管理，中观层面如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微观层面如市场营销等方面，均有体现。以风险管理为例，银行间的竞争最终是风险管理能力的竞争，在经济向好时期，风险管理能力的差异对银行业绩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经济下滑时期，这种差异将通过不良贷款、盈利能力等反映出来。从国内的一些个案来看，往往是大型银行风险识别能力强，反应速度快，一旦发现风险苗头就及时退出，而有的城商行则受风险能力制约成为最终的接盘者。当前整个城商行群体盈利能力的下滑和分化，实质上也是风险管理能力低下的体现。产品创新能力不强对城商行业务发展的制约更为明显。当前，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余额宝等存款替代产品快速崛起，一些大型银行已经推出类似产品加以应对，但大多数城商行受能力限制还没有实质性应对措施，存款分流面临更大压力。这也是城商行在同业业务上较为活跃的原因之一。产品创新能力不强导致城商行，一方面是产品单一，产品服务线不健全，难以适应客户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是，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品缺乏，获客能力较低，且客户黏度不高。

　　此外，经过十多年的改革，虽然城商行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日益健全，但地方政府的干预依然或多或少存在。这在高管任命、薪酬制度设计以及体制改革方面表现得相对明显。这也使得城商行虽然成立伊始就是股份制形式，但在市场化体制机制方面却远落后于通常意义上的股份制银行。固然这种与地方政府的紧密关系在过去给城商行的业务开展带来一定便利，但体制机制方面的束缚也制约了城商行生产力的释放，尤其是对改革的制约使得城商行在应对市场变化和行业发展趋势时反应较慢。当同业尤其是大型银行纷纷通过组织架构和流程改革提高运行效率的情况下，城商行因层级少而具有的反应灵敏优势逐渐丧失。如果不能摆脱束缚，适应改革大势，未来发展注定更为艰难。

　　最后，金融改革的冲击不容小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未来一段时期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拉开了深化改革的大幕。作为一国经济核心的金融领域的改革自然是重中之重。其目的和方向是，通过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关键和突破口。简单来说，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要推动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资金供需双方。这对于经营货币资金的银行来说将是一场深刻变革。大多数评论者和专家将讨论的焦点放在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利差的缩小上，但这更多是短期影响，是表面的影响。从更深层次来看，利率市场化将改变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和经营行为。在银行内部，要从价格被动接受、缺乏自主权转向价格主动制定，要有自己的价格策略；基于此，要在风险管理、成本管理上提高精细化程度，实现风险、成本可测，客户贡献可量化，这需要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行变革。在外部，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各种银行替代产品层出不穷，金融脱媒更加严重，商业银行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这也倒逼银行转变发展模式，加快创新步伐。

　　也正是因为利率市场化的深层次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从2012年我国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放宽后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城商行一浮到顶，背后既反映出因缺乏市场定位的无奈应对，更反映出应对利率市场化准备的不充分，暴露出经营管理上的种种不足。与利率市场化的要求相比，城商行无论是在风险量化管理、管理会计应用，还是客户精细化管理，以及转型发展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在存款利率放开之前，能否做好充分准备，将是决定未来城商行能否生存的关键。

　　由于地方性银行的属性，财政体制改革和地方国资国企改革对城商行的影响更大。目前来看，财政体制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共同方向是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方面，很重要的内容是，通过改革实现资金等资源的集中管理和运用，提高效率。这将打破现有单个国有企业与银行尤其是城商行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银行业务面临重新洗牌，另一方面则是未来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国有企业将更多通过市场化方式确定合作银行。这将极大削弱城商行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而形成的国有企业业务优势。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也存在同样问题。受盘活存量资金以及去杠杆这一宏观政策思路的影响，财政存款将更多通过招标方式选择银行，并将与地方政府融资更加紧密地挂钩，这同样将削弱城商行的原有优势。即使城商行仍然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获得大量财政存款，但市场化招标方式将大大提高资金成本，存贷利差大幅收缩，原有模式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而获得的国有企业和财政业务优势，大大减轻了城商行的发展压力，并使其沉浸于简单的吸存放贷的粗放发展模式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商行转型的决心和步伐。上述两项改革将打破这一格局，原有优势将逐渐丧失，城商行必须考虑未来发展模式，尽快实现转型。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城商行原有劣势的制约日益显现，过去那种粗放式、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发展模式的动力逐渐衰弱。虽然短期内城商行依然可以保持较快发展，但由盛到衰的转折将不可避免。如果固守传统老路，将难以为继。对此，城商行应该有清醒认识。

　　对城商行来说，可行也是必需的选择是“转型+改革”。所谓转型，不仅仅是摆脱粗放式发展和同质化竞争的老路，实现专业发展、差异竞争，更重要的是，也要摆脱那种追求综合化、大而全的同质化转型道路。现实情况决定了城商行必须走专业化、小而精的发展道路。要结合自身实际，有所取舍。大型银行正在推进的，也是很多专家提出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改变依赖存贷利差的想法，对城商行来说也不现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那些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必须沉下心把传统业务做精做专。当然前提是要明确定位，找准目标市场和客户群，形成适合自身定位、符合当前和未来所在区域经济特点的发展模式。

　　所谓改革，就是围绕定位，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指导原则，切实改革原有理念、体制、机制、架构以及流程，在专业化上下工夫。通过改革切实提高效率、便捷性和专业化服务水平，提升客户体验。唯有此，才有可能在市场化环境下与大型银行竞争并获得发展。■张吉光 作者单位：上海银行